果然，主席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起了照相机，侯波、徐肖冰在主席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主席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一天。 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住好的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琉璃瓦面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发现总理还拽着我的衣角。”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主席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党的“七大”会上 徐肖冰摄

　　改名换姓追随革命

　　其实，“侯波”并不是她的本名，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

　　虽然爷爷没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

　　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一天，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同学们纷纷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告诉了奶奶，奶奶二话没说，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四块银元。奶奶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这样，侯波怀揣四块银元，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于她表现得积极、好学、上进，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 侯波摄

　　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

　　在这期间，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那时，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一个很秀气、爱脸红的姑娘。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 ”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侯波回忆到。

　　然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假党员”，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虽然没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