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压力下的道德底线追问——议程设置与新闻炒作

　　在媒介市场竞争时代，处于竞争压力下的媒介，其价值维度由职业道德自律让位给了利润增长理念。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某些情形下异化成为工具理性式的新闻炒作。一些媒介从业人员置新闻的客观真实原则与基本的人文关怀于不顾，追求片面的轰动效应，有些人甚至不惜损害公众利益，滥用媒介权力。在竞争压力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底线变得模糊起来。

　　以体育新闻中的足球报道为例，在五大联赛的间歇期等新闻淡季，为了吸引眼球，媒体对一些子虚乌有的球员转会或者球星私生活等消息人为地大肆炒作，《体坛周报》的记者颜强认为：“在赛季开始时，最大的足球故事，仍然跟足球场无关……各种媒体能够连篇累牍地去分析一桩轮奸案，围绕几张模糊的虚影头像煞费心机。”（4）

　　同样的例子更普遍存在于娱乐新闻当中。2006年10月，沈殿霞因病住院，她的病情进展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报道。媒体为了获得一手资料，从各个方面打探消息，而沈殿霞的家人出于对病人的爱护，对外界的讳莫如深的回应也成为媒体猜测的根据，一时间关于沈殿霞病情的消息铺天盖地，从胆管炎到肝癌，各方猜测很多，《东周刊》甚至派人冒充沈殿霞的家属对其偷拍。虽然偷拍者当场被捕，《东周刊》已公开向肥姐表示歉意，但是此事对当事人和家属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媒体的良知和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在金钱的诱使下沦丧了、泯灭了。

　　2004年沸沸扬扬的“费翔拍卖胸毛事件”，其起因不过是一档娱乐节目当中的一句随意调侃。一些媒介对此的大肆炒作使得明星本人焦头烂额。甚至费翔助手对此事的评论“觉得很无聊”，当事人说话的语境是指媒体对此事的炒作很无聊，登在报纸上的话则变成了“连费翔的助手也觉得费翔此举很无聊”。相似的例子还有2003年5月《东周刊》刊登刘嘉玲遭绑架后被胁迫拍的裸照，引起了全城民众的集体抗议而被迫停刊。此外还有一些媒体对经历了丧子之痛的马加爵父母无休止的采访和报道，导致当事人心力焦瘁……媒体利用自己的议程设置功能，全然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当事人的心理感受，把公众设想和培养为无聊看客，对受众进行低俗品位的迎合与培育。但受众并非“媒介魔弹论”中应声而倒的标靶，在窥私欲望的短暂感官满足后，觉醒的受众必然对媒介的这种炒作加以谴责，对其职业操守提出质疑。

　　还有一些媒介在巨额广告费的利诱下，把一些商家的商业活动设置为公共议程，为商家鼓与呼，对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形成误导。如2002年1月，新疆诸家媒体对新疆探险旅游公司“悬赏100万元找新疆虎”的炒作，商家明知找虎几率微乎其微而纯粹为带动旅游业务，媒介的炒作无疑为商家做了回另一种形式的广告。再如，科利华集团炒作《学习的革命》一书也是业内耳熟能详的案例。媒介对此类商业活动的本质不加分析，对信息不加过滤而一片溢美之辞，违背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

　　对新闻的狂热炒作，缺乏理性思辨与人文关怀，导致的将是媒介公信力的下降，引发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危机。对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正确应用，必须强调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选择与其相称的报道手法与形式，并且恪守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来展开报道活动。此外，提倡全行业的职业道德自律，新闻从业者不断进行自省与反思，仍然是杜绝炒作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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