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明朗的客厅里，早已摆满了苹果、香蕉、花生、瓜子。采访前，88岁的钟明一定要给记者开酒，而且要开白酒。见记者坚决不喝白酒，他又让老伴何英给开啤酒。“喝点啤酒不打紧！咱们一边喝一边工作。”钟明身材高大，精神很好，这让我们对即将开始的采访充满期待。“我们在于都集结，但谁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老说。因此，他甚至没有回一趟那个近在咫尺的家，向家人告别

　　“去看过于都河了吗？”还没有开始采访，钟老倒先问起了记者。“还没有呢。”“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到于都，一定要去渡口看一看，70年前，红军就是从这里开始踏上长征路的！”

　　70年前，18岁的钟明也是从距家仅有几里地的于都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迈上长征的。

　　“我们在于都集结，但谁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老说。因此，他甚至没有回一趟那个近在咫尺的家，向家人告别。

　　“红军纪律很严，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大军走了一个多星期，除于都外，周围几个县的老表们都还以为红军还在呢。”钟老说。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我们每个人都领足了各种用品，战士们则把子弹袋装得满满的，这使得他们都很兴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一直缺枪少弹，很久没有过这样好的补充了。”钟明回忆说。在于都的那几天，各部队都在忙着补充粮食、衣物和装备，除了子弹外，每人都背了够吃多天的粮食，挂上了苏区人民编的新草鞋。

　　钟明注意到，自己所在的医院，连X光机都带了，他还看到队伍连各种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都带上了，“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搬到于都了”。其实，红军要开始战略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5年5月至9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同时，广泛开展了“借粮”运动，收集子弹壳，筹集被毯、衣服等物资。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分别向西、东两路出征。《红色中华》报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暗示，其中，最明显的信号莫过于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

　　从10月12日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这几天，小小的于都城周围，大军云集，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钟明和医院的战友们，忙着把大量伤员交付给老表们。

　　“除了要离开苏区外，我们还要离开朝夕与共的战友，把受伤的人留下来，心里最不好受。”提起临别前的那几天，钟老仍然念着那些被留下的战友们。“红军走了后，敌人搞残酷的报复，这些战友们能活下来的，恐怕没有几个。”老人说。光在于都县安置的伤员，就达6000多人，每家都安置了几个人，最多的一家安置了7位伤员。

　　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大军开始从于都的8个渡口开始渡江。“那会儿没有今天这样好的‘红军大桥’，只有临时架设的浮桥。”钟明回忆说。当时，由于害怕敌人的飞机发现，浮桥都是白天撤掉，夜间再架起来。为了帮红军架桥，老表们把家里的门板都拆来了，有一位老人家，连自己的寿材都搬了过来。

　　钟明是10月18日从东门渡口过江的。“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从同一座浮桥上过江开始长征的。”说到这一点，钟老很得意，“那个渡口，今天被叫做‘红军第一渡’，立了好大一块碑，还建了个小公园。”

　　那一晚依依惜别的情景，钟明永生难忘。

　　已是深夜，于都河畔灯火通明。送别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即将告别的红军指战员们紧紧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