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邓秀英，弟弟邓玉乾，并排坐在一根长凳上。两人都是1米50出头，五官极其相像。邓秀英满口无牙，系着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围裙；邓玉乾一身蓝色长袍一顶旧毡帽，腿脚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不大灵活。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根麻绳把弟弟捆在背上,一路上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哥。”邓秀英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她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未过门的弟媳能唱能吹，成了红军的宣传队员……到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姐弟俩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三十一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面红旗。”邓秀英记得红旗上有镰刀、斧头，那是“在苏维埃见过的”。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没办法啊，再重也要背着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米30。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邓秀英扭头看看弟弟，眼里满是赞许。她的眼睛很小，但很亮。

　　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捂着他的嘴，生怕他哭出来……”

　　邓玉乾一直侧着头听姐姐讲这些他并不记得的事，神情专注。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邓秀英眉头皱成一团，满脸的横褶中又添了几道竖纹。

　　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你不知道啊，那些乌鸦比我弟弟小不了多少，我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

　　“有一次，妈妈饿晕过去了。”

　　“我晓得，我晓得，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邓玉乾打断姐姐的话。“省事特别晚”的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从此开始记事的邓玉乾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姐姐知道。“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杀光了！”邓秀英说。

　　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来之前半年多，父亲就不种田了。”邓秀英说，父亲荒了田地，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听人说是在外面打麻将。“妈妈和父亲经常吵架，说父亲不管家，滥赌，败家子。”

　　直到红军来这里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全家才知道，“败家子”父亲是地下党员，打麻将是他们碰头联络的暗号。这时的父亲，已是陈家坝区委书记。

　　红军从通南巴打到仪陇、营山，父亲随部队征战，留在通江农村的全家，却忐忑不安。

　　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邓心科那家人“要杀得鸡毛狗尽”。“河对面乡长那家，晚上一开门，全家都被杀了。”家里排行老二的邓秀英那时已经懂事，“幸亏杀完那家人天亮了，否则就轮到我们家了”。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长征。

　　三块木板安葬病故父亲，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