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八十年辉煌——为您讲述80幕经典军史背后的故事》(文汇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精选建军80年历程中的80个标志性、开创性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瞬间，通过对历史见证人的采访，全景式地展示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

　　撞上门来的杜聿明

　　“活捉杜聿明是非常偶然的，我们没有特意去抓他，当时也没有抓捕他的命令。”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茂辉还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芋田中，出现了十几个人影，鬼鬼祟祟。见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其中一人便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么？”“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金戒指，往老乡手中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便报告给卫生所。

　　卫生所派出2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但是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便将他们全部扣押。通过询问，这十几个人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都是当兵的，穿着与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军械。

　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了这个情况，便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司机带到他这边来。

　　骆驼牌香烟暴露秘密

　　“捉住杜聿明不费一枪一弹，但是识别他的身份，我们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陈茂辉笑呵呵地说，“特别是他的那件像补给站一样的大衣，我至今都难以忘记。”

　　陈茂辉回忆，当这3个人被带到他办公的屋子时，就命他们坐下，并递给“军需处长”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个“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美国的“骆驼”牌香烟吸了起来。这个细节引起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员跟着，而且这些随员都穿着美式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他当时就估计，“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一级以上的官，决不会是什么军需处长。”

　　询问中，“军需处长”自称叫高文明，在13兵团，于是陈茂辉就让他把13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字写下来。但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钢笔时，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高级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后就写不下去了。“这衣服简直就像个军队的补给站嘛！”陈茂辉坦言当时的心情。

　　就在“高军需”把“高文明”三个字在纸上描来描去的时候，那个自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有点坐不住了，就上前要替他写。陈茂辉见状，大喝一声:“你下去，这里没你的事！”

　　陈茂辉说，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他已经肯定那个高文明决不是什么军需处处长，应该是个大官，但也没想到会是杜聿明。

　　高文明至此之后就不说话了，但他的嘴巴一个上午就没有停过，不是抽烟就是吃牛肉干。中午时分，草草地吃了几口午饭后，他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便将他安排在了村口一间四周无墙的磨坊中。

　　“砸破的脑袋”蒙不过关

　　当日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的俘虏中，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陈茂辉说，他当时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马上联想到那个关在磨房中的高文明，于是立即派人去检查。 原来那位高文明趁哨位离开时，用一块小碎砖砸破自己的脑袋，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

　　“要自杀，大的砖块、石块有的是，他却用一块小碎砖，只把额头上敲破一块皮，把血涂得满脸都是，显然他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以便蒙混过关。”陈茂辉说起当时的想法。

　　弄清了这个情况，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往卫生所，一面把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带来。

　　“高文明是什么人？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立即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坦白，马上就枪毙了你！”陈茂辉有些声色俱厉。

　　“记者”马上跪下说:“我交代！我交代！他是杜聿明……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听到这个消息，陈茂辉一阵狂喜，马上从4纵联络部拿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嘻嘻地问。

　　“你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高文明”有些垂头丧气。

　　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

　　“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采访对象:陈茂辉，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二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埔县委副书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曰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新四军后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4纵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三野23军68师政委，1955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5年6月杜聿明先生在办公室。

　　国民党的败军之将，殃及眷属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对待了这位在战场上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与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

　　当杜聿明被俘时，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她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她曾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5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是靠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曹秀清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他们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窘迫。曹秀清只好外出打工，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收发的差事，但所挣的微薄的薪水仍难以改变全家的生活困境。不久，其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也许是由于是战败之将的缘故，曹秀清的反映均无结果。

　　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而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呈书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曹秀清悲痛欲绝，想到丈夫曾跟随蒋介石风风雨雨、鞍前马后几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个悲困交加、无人过问的结局，她和她的一家无不对国民党当局的如此无情无义感到心寒齿凉，这段经历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创伤。

　　在战犯管理所中重获新生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在大陆上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杜聿明和许多过去誓与人民为敌的战犯在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中获得了新生。 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更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人民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疾后，人民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疾，人民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为了使他的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管理所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喝一磅牛奶。

　　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连治带养竟将自己多年的一身宿疾调治好了。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了诺贝尔奖后，人民政府还主动为他与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与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这一切都给了他以莫大的安慰。 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与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管理所内，他担任了缝纫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了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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