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什么？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最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最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