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元朝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权要独揽，连小权力也要揽在手里。这样的皇帝自然当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也没有娱乐，完全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主要的工作是批阅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别讨厌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铺垫，卖弄经济学问，冗长却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读了六千多字后还没听到具体意见，全部是空话。朱元璋大发脾气，派人将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又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问题，建议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关主管部门执行。又告诉茹太素，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罗罗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朱元璋还特意将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国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殊灭三族。

　　对自己的出身很自卑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穷困时可能也曾偷拿过别人的东西，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他对文词中凡有“光”、“秃”、“僧”、“生”、“小偷”这类字眼十分忌恨。又因作过义军韩林儿部下的红巾军，曾被元朝官员斥之为“红寇”、“红贼”，所以当了皇帝后对“贼”、“寇”及形音相近的字都很忌讳。浙江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僧）人，为世作则（贼）”等语，本来是极力颂扬朱元璋的，却被认为是嘲讽他当过和尚，立即被斩首。也不知多少文人学士、朝廷官员皆因为文章或上书中无意中用了这些字眼而莫名其妙地遭到杀戮，以至洪武一朝，谨小慎微成了风气。

　　从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年中，文坛上一直比较黯淡，明前期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这也跟朱元璋的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压统治有关。其实这是由于朱元璋强烈的自卑心理作怪。他出身卑贱低微，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怕人讥讽他的过去。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

　　历代开国皇帝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里都是极其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朱元璋和他的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家谱的皇家叫法）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朱熹是徽州婺源人）做祖先。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的典吏来朝见，朱元璋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后人对道学先生朱熹的尊称）的后人吗？"姓朱的典吏不明白底细，怕撒谎惹祸，就直说不是。朱元璋一想区区的典吏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没有听说自己的祖先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后反而要落人笑话。于是朱元璋只好打消了攀附朱熹的念头。

　　做不了名人的子孙，朱元璋只得讨好农民，提高农民的地位。他总是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他努力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杀官吏杀豪强，甚至鼓励农民扭送贪官污吏赴京。朱元璋经常满口“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一类的字眼。表面看不忘本，其实自有深层心理因素。他可以自称“布衣”，但要是谁真敢称他布衣，估计连姥姥家都不能活。

　　大脚马娘娘的出身也比较低贱，在那个时代，女子都应该不出闺门，在家裹小脚，而马娘娘却天足一双，在当时看来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可却被朱元璋娶进了门，足见当时他俩的地位出身差不多。金陵百姓喜欢侮弄人，有一年元宵节观灯，有个灯上画了一个妇人伸着两只大脚，怀里抱着个西瓜。朱元璋勃然大怒，喝问是谁画的，没人敢承认，结果那一巷子的人都被杀了。

　　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朱元璋在历代帝王里最崇拜刘邦。刘邦杀功臣，他杀得更凶；刘邦分封子弟，他分封得更多；刘邦对父老乡亲不错，他不错得更厉害（凤阳一直免税到明朝灭亡）。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

　　对富人绝不手软

　　早年的底层生活导致了朱元璋后来嫉富如仇，因而一当上皇帝就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令。明史记载洪武帝多“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豪民巨族，铲削殆尽。”洪武三年，朱元璋把一批鱼肉乡里的富豪叫来南京训斥一番，要他们做到“四毋一周”，也就是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第二年又下谕中书省严厉处罚那些兼并贫民土地的富豪。洪武五年特制铁榜申诫公侯们不得欺压平民。甚至在大明律中都明确规定司科在征收税粮时不得放富差贫。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富民也最多的太湖流域，经朱元璋“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之后，竟弄到几乎清一色“土地国有化”的地步：“（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凡事种种，与其说朱元璋是在体贴劳苦大众，还不如说是宣泄那口憋在心中已有多年的恶气。

　　朱元璋从元人手里夺下这花花江山后，看中了南京这块“虎踞龙盘，有帝王气”的宝地，便力排众议，定都南京。但南京作为都城的基础并不好，城墙单薄，不足以抵御外来的入侵，重修城墙就成了燃眉之急。当时明朝刚刚开国不久，百废待兴，朝廷的财政极为拮据。可以说根本拿不出钱来兴建如此开支浩大的工程。有大臣就想到了从民间筹募资金这一着妙棋。议来议去，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自然成了屈指可数的肥羊，于是便下旨招沈万山去南京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