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3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重返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40年后，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采访了近百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袖人物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1965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湖南到井冈山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刘少奇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来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18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老战友信上作批示，赞赏干部搞“三同”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老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强烈要求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召集华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又驶向浙江。

　　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作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6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主动拜访老朋友胡志明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

　　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

　　这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不赞成“三五”计划的一些高指标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

　　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有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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