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三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此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做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五人小组（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