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至少，这样的做法让朱德自己的心理也染上了一些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感觉，他用参与和组织湘南起义尽力弥补了自己的不安（9）。在接到有关方面要求他与井冈山的毛泽东会师的指令（10）后，他率领着南昌起义余部和八千农军上了井冈山。在这中间，在朱的队伍中的毛泽覃和在毛的队伍中的何长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井冈山会师产生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虽然其番号选的是“第四军”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前史的称号（11）——后来，在另外两个根据地也有两支红军选择了这一番号（12）。

　　红四军（以及以后由红四军为基础扩建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并由毛泽东出任一把手（党代表），虽然毛在井冈山的基干队伍明显不如朱所带来的队伍要强大——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人数不如朱的多，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主干是武汉警卫团而朱的队伍的主干则是叶挺独立团。这一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朱毛交往中的强弱势状态。以后二人所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毛泽东的“霸道”——连朱德这样的谦和长者都不能做到与毛的和平相处，可知这种霸道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回忆，当刚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听人说起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对负责后勤因为没有安排好住处的杨至诚破口大骂时，他对毛泽东与苏区同事们的关系特别紧张的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13）。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霸道是以毛泽东强大自信和强大的成功率为基础的，虽然形式上有些激烈，倒也可以理解。在战争时代，这样的雷厉风行在更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动辄骂娘和要枪毙人的将军比比皆是——比如彭德怀，温温吞吞的性格反而是有害的。

　　二、井冈离合

　　井冈山会师不久即发生了湘南农军南返的故事。 这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的资源有限养不起多达万人的队伍，一方面也是因为宜章等地农军更想回本土作战（黄克诚和肖克在这些队伍中）。

　　但后来原朱德所部的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执意南下，却并不完全是因为湖南省委杜修经们的鼓动所致。这从毛泽东率一个营前往湘南接应失败后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经因被偷袭而成建制击溃）时对手下队伍极力强调不要对二十八团战士恶言恶语的训令中隐约感受到二支队伍整僵后所存在的不和睦（14）。因为这次悲剧性的分兵，井冈山根据地蒙受了因“八月失败”而遭遇了强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三千六百人的外线作战——从此，朱毛红军再也没有回过井冈山。

　　三、七大风波

　　中央派来的“军事人才”刘安恭的到来以及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的日益紧密，终于间接地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七大风波。互相指责为“政治小鬼” 的非组织行为（甚至可称这宗派行为）和刘安恭不负责的“挑拨”，让朱毛之间甚至陈毛之间相互猜疑，这种将帅不和也表现在一次36：5投票取消前委和一次重新选举前委后毛泽东落选的“民主选举”中。

　　朱德被毛泽东说成“单纯军事化思想”和极端民主化，陈毅则被称作“陈毅主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现出了显然是对朱陈的极大失望（15）。对刘安恭的看法也很能表现朱毛的不同立场。一九三六年，毛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刘安恭颇不以为然（16）。而朱德则在后来接受史沫特涞采访时称刘安恭为一个 “优秀的指挥员”（17）。“好”在这位刘司令员（刘安恭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进军东江时牺牲了（47），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插曲。

　　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通过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体现出来，毛泽东有了用自己的思想整顿红四军的合法权威。红四军九大（也叫古田会议）的召开以朱陈的服从结束了朱毛之间又一波的矛盾。在这之后，陈毅虽然被毛泽东挽留，但仍然算是淡出了红四军中心决策层的三人组（18）。后来的陈毅先后任红二十二军长、赣西南负责人、军区司令员等职，仍然受到重用但不再算是大帐里的赞画军机者。也许就是从这以后，陈毅的“级别”不再比林彪要高——因为在此后不久，林彪成为红四军军长（主要由原红二十八团组成）、伍中豪成为红十二军军长（红十二军的班底是原来的红三十一团），而红二十二军是后来组建且并不是红军主力。

　　四、富田分歧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与刘敌率红二十军移师永阳，并拘捕了湘赣苏区的部分人员（19）。 毛泽东力主平叛，并写下那篇著名的“讨逆檄文”（20）。但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披露，朱德拒绝签署命令（21）。不过，在史沫特涞所著描写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对富田事变的否定态度是很坚决的（22）。

　　从日后的红二十军缩编为一七五团的史实看，红军之间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冲突。这一“内战”也曾被写进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这种冲突肯定不会很大，否则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史料述及。红军之间终于没有大打起来，应该与朱总司令的拒签命令有关。

　　五、宁都中立

　　以上的事实至少说明一件事：朱毛的关系既不是特别的亲密也不是特别的疏远。二人在更多的时候保持了一种君子间的淡泊。所以我的题目用若即若离：既不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也不是势如水火。

　　在“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的宁都会议上，朱德的态度耐人寻味。到江西做过调查或接触过宁都会议秘档的某些人说，在整个宁都会议上，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霸道”或“自主”作风的周恩来和朱德，都并不象后来记述的那样坚持认为支持毛泽东。

　　事实上，通行的那种记述是有问题的。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案而后方战友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4：4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刘伯承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25），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的发言权。从心理和关系场景上分析，周朱也不会在有后方中央即项英、任弼石等的坚决态度下“力挺”毛泽东。

　　最为合理的解释，朱德一如在遵义会议上一样，表现了稍稍偏向于主流的中立。

　　六、遵义附和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用他对张国焘的话来推断：老毛在游击方面有长处，我们想让他出来搞一搞（26）。 据杨炳章的研究，这未尝不是洛甫、博古、周恩来的想法（27）。越来越多的资料让人设疑：遵义会议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以及李德、索尔兹伯里描写的那样是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28），它压根就是博古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家底，他想保留这支队伍的心思应该最重。而据研究，长征路上，洛甫确实表露并实施过解散队伍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念头（29）。而对于朱德来说，换出毛泽东来与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队伍红一方面军带出困境，至少要比让李德这类人打光要好。

　　七、与狼共舞

　　没有多少心机的忠厚长者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毛泽东想当然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他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毛泽东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还是自愿。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30）。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31）。

　　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徐向前们一样是幸运的。

　　八、主席易手

　　身为红军总怀念的朱德是尴尬的。 因为同时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他，却无时不受到军委负责人的领导。这个军委负责人在江西时是周恩来，而身为三人团骨干的周恩来在名义上却只是军委副主席，但却主持军事大计；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成为新的红军总政委兼理中革军委日常事务的张国焘的“部下”。这种名实不统一的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终于有所改变：毛泽东成为新的中革军委主席（32），这位纵使不是主席都要坚持负责的强人终于有了响当当的合法性，而朱德专任总司令也就用不着接受自己副手的指挥了。

　　到了延安的朱德经历了与张国焘的惊险交往变得更加随和，他越来越符合他的年龄：安于天命。

　　九、洛川立场

　　在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策略的洛川会议上，朱德似乎没有很强烈地支持周恩来、彭德怀坚持要打运动战的想法。他在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中越来越认可了一个事实：造成不要反对毛泽东。这一方面是党纪和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有关——更何况，毛泽东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服从真理本来就是朱德入党的根本信念（33）。

　　十、朱彭合作

　　抗日战争中与彭老总共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同样霸道且强悍的彭老总面前，长者朱德再次沦为一个配角，或者救火队员。不过，再与阎锡山、卫立煌等的官方往来中，朱德的资历和威望不可小视。电视剧《八路军》中有一个镜头很能表现朱彭间的有趣关系：彭总不同意一件事并气愤地退出，而朱德赶紧和颜悦色地去作他的工作（34）。这个时候的朱德，早就已经修炼地顺其自然了。

　　十一、工校“杂役”

　　七大后朱德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虽然位次在后来降到了刘少奇之后，这终究是对他的光荣资历的一种确认，也是对他坚持对毛泽东和党的忠诚的一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