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毛泽东驱车前往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当时，柳亚子就住在颐和园益寿堂。当毛泽东踏进这座别致的小庭院时，柳亚子早已恭候在院子里，他热情地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寒暄。进屋后，两位老朋友谈笑风生。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毛泽东与柳亚子说笑着走下了山，漫步长廊，来到了石舫处游览。

　　这时，毛泽东被湖中划船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认出来了，那名战士站起来恭敬地向毛泽东敬礼。划船的部分学生、市民也看见了毛泽东，纷纷向岸边划来，岸上的一些群众也纷纷拥了过来。毛泽东站立起来，不断向解放军、群众招手致意。见此情景，汪东兴处长让警卫员们赶快把船调过来，请毛泽东和柳亚子上船，并对司机周西林说：“你把汽车开到十七孔桥去，让毛主席在那儿上岸。”这时，人越聚越多，真是水泄不通。毛泽东上了船，围观的群众才渐渐离开。

　　毛泽东与柳亚子在船上你一言，我一语，引经据典，无所不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汪东兴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的船不到十七孔桥去了，就在昆明湖东堤上岸吧。”

　　不料，岸上早已围了不少群众。当毛泽东走到他们跟前时，大家都主动给他让开道。毛泽东同柳亚子走到新建宫门时，他们握手告别。

　　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去接柳亚子，邀请他到双清别墅来做客。毛泽东还设宴请柳亚子吃了午饭。下午，毛泽东送柳亚子时，热情地对他说：“全国即将解放了，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您参加革命工作。”柳亚子连连点头说：“好！好！”

　　亲自写信邀请宋庆龄进京共商国事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信中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以便“就近请教”。这封信由邓颖超和廖梦醒携带并代表党中央专程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女士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北平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她曾发誓不再进北平。这次宋庆龄见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真诚所感动，于是欣然同意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来北平共商国家大事。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程潜（毛泽东曾是程潜的部下，程潜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火车进站后，程潜在车厢门口一露面，毛泽东就大步走向前，伸出双手与他握手并扶他下车。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时，还曾进城看过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的京剧。到1949年7月份，毛泽东开始进城办公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就成了他临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挂怀百姓民生，写出《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香山居住时间不长，而这时正值我解放大军胜利向全国进军，新中国即将诞生。酝酿开国过程中的各种大事，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但人们生活中的小事毛泽东也常常挂怀。双清别墅院内的树木苍劲挺拔，一棵树上有一个喜鹊窝，卫士马武义怕喜鹊的叫声影响毛泽东休息，就爬到树干上，想用木棍把喜鹊窝捅了。毛泽东看见小马爬上树，就问：“小鬼，干什么呢？”小马回答：“主席，我怕喜鹊叫影响您休息，把这窝捅了。 ”毛泽东说：“赶快下来吧，不要捅了，没事，你摔坏了怎么办呢？”

　　一天，毛泽东带着毛岸青、娇娇出来散步，来到双清别墅东门下坡路边，看见路旁有几个建筑工人正在吃饭。这些工人师傅是行政处修建科请来的，他们在双清别墅院内修理房子等。

　　毛泽东向他们连连招手问好。当毛泽东发现工人们吃的都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着干咸菜，便关切地询问起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当他来到一个青年工人跟前时，那青年显得特别紧张，马上站了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微笑着问。“我叫张国华，17岁了。”青年回答。毛泽东又问：“念过几年书？”他说：“念了6年书。”毛泽东称赞地说：“你今年才17岁，长这么个大个子，长得真好，为什么不接着念书？出来工作呢？”张国华回答说：“因为我家里穷，生活有困难，念不起书了，所以才出来做工，挣钱养家。”毛泽东关心地说：“你们在外边干活，吃窝头就咸菜真辛苦，以后你们吃饭就进院里去吃，院里有开水喝，老喝凉水对身体不好，时间长了要生病的。”

　　这时，一个叫万泉林的老工人说：“我们觉得这样就不错了。在日占时期，连窝头也吃不上，吃的是橡子面。国民党统治时期，干一天所得工钱还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一天挣的钱，早上能买5斤棒子面，到下午下班再去买就涨价了，一天的工钱只能买3斤棒子面了。”

　　毛泽东听了万泉林的话后问：“现在的物价也还不稳定，你们的生活能有什么保证吗？”万泉林接着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说的是货币，现在说的是小米。我们一天挣10斤小米。小米1角钱1斤，我们挣10斤；涨到2角钱1斤，我们还是挣10斤，这样我们就不吃亏了，生活也就有了保证。”

　　毛泽东向工人们告别时，很客气、很礼貌地对他们说：“你们帮助我们干活，谢谢你们。”

　　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许多重要问题要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和请示，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的大计，他提出要搬到中南海来住。周恩来考虑他住的院子较安静，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住。毛泽东于6月中旬从香山搬进中南海。

　　毛泽东就在中南海的这个小院里，写了他那篇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摘自《解密开国大典》 高小林綦军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4月)

　　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 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 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