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 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二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 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 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 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