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是一个注重血缘伦理关系的文明之邦，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观念。"人性善"观念认为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情爱。然而在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中所展示的却是另外一种风景，那就是人性恶。
本文试图从展示曹七巧人性恶的发展过程和成因方面作一些探讨。作为文学人物中的新客，主人公曹七巧是那?quot;苦命的恶女人" （black woman）。苦命的恶女人人性恶的发展过程
自从曹七巧嫁到姜家开始，她的心里就不舒服，总觉得社会太不公平，内心痛苦难以言说。她喜爱说长道短、无事生非--这是一种消极的畸形的排遣内心痛苦的方式。七巧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刻毒，她常夹枪带棒的挖苦别人，以言语上的挑衅获得暂时的满足。她嫉恨新婚的三少奶奶兰仙，又挑唆老太太早点将二小姐云泽嫁出去，还造出一些谣言，气得云泽躲到后房里大放悲声。从这里，我们已分明的觉察到，曹七巧的人性恶已露端倪。
在姜公馆，上上下下都因为七巧的出身低微而瞧不起她，守着一个残废的男人朝夕相处，七巧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在长期的煎熬中，心理不断走向变态。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而她也只能靠掌握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有了钱，姜家可以买她；为了钱，她的亲哥哥将她卖给了一个残废；想要钱，兄嫂一次次登门看她。为金钱所点燃的欲望驱动着，她开始疯狂的忘我的积聚财富；而欲望之火也烤干了她人性中逐渐泯灭的脉脉温情，直至耗尽她所有的精力和生命。七巧苦苦的熬着，熬到分家的那一天，熬到她可以凭借手中的钱对别人指手划脚的那一天。她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金色的梦里。在这个金光灿烂的梦中等待未来，而她原本善良的一面也就慢慢的被金子磨灭了，磨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一个疯狂的守财寡妇。当挥霍无度已破产的三爷姜季泽主动找上门来向七巧倾诉他的"爱情"的时候，七巧再一次展现出了在情欲面前也不动心的冷酷心理。当她得知姜季泽不过是要算计她的钱时，她终于大怒了，并疯狂的撕打季泽。曹七巧的人性恶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体现。及至当七巧的亲侄子曹春熹上城找事，耽搁在她家的时候，她也总疑心侄子是爹娘设计来图谋她的钱财的，于是叫女儿长安来训话："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七巧如此偏激猜疑，正是她人性恶的又一表现。
更为变态、更为疯狂、更为阴狠毒辣的故事还在后头。七巧的命运本是不幸的，但她并不从自身的不幸中滋生出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确切的说是她亲身儿女，而且也只能是她的亲骨肉，因为那是她所唯一能接触到的人）的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曹七巧人性恶的最深刻之处就展现在她与儿女媳妇的冲突中。他的儿子长白跟季泽学会了堕落，使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慌。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要长白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取乐。曹七巧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任何别的女人快乐。媳妇终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悸的母亲啊！
七巧自然也不会放过女儿长安。这个瘦弱的忧郁的女子，三十岁时与留洋归国的童世舫恋爱，这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火花。但在她狡诈阴鸷的母亲的恶毒的讥讽、挖苦、虚设圈套的谎言下，很快就熄灭殆尽.长安从此断绝了结婚的念头，在常人的眼里，家庭应该是温暖的所在，是人开放与获取感情的居所。作为母亲，对自己的亲身女儿应有一种天然的情爱，然而人类最崇高神圣的母爱，在曹七巧身上已泯灭殆尽。没有良知，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有的只是歹毒残酷、变态无耻。其人性恶的强度和张力达到了极致。



二 内在原因
透过曹七巧人性恶的背后，作品中分明也写出了她对自己十八九岁做姑娘时的美好回忆，而她一旦进入男性社会之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苍凉可怖的人生图景。曹七巧何以由一个女人而成为女奴，由女奴而成为女畸人、女虐待狂，其中内在的原因，即中国旧式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对于由其兄长一手安排的婚事，小说中从没写七巧马到成功这桩婚事的竭力反对，相反多写她最彻底的承受了所有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的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
在这个公馆族中小心翼翼的过日子，守着一个患骨痨的残废的丈夫，在无爱中殉了阴沉沉的名分与礼防。竭力压抑着她的情欲，始终兰花没有正常的疏导和合理的发泄，她个人本能的要求在其丈夫和三爷姜季泽那儿都得不到满足，而作为传统的女性的七巧又不能去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慰籍，只能独自在情感的荒漠中漫无目的的奔跑，即使在死了丈夫和婆婆之后，七巧有了钱，挣脱了家族势力的束缚，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之后，她也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和爱情，过去许多有论者认为，是黄金的枷锁和情欲的不能满足导致了曹七巧人性的异化，她由被锁者变为锁人者，实质上最根本的还得追究主人公所体现的心理意识层面，即人生沉稳的层面--作为旧式传统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鲜活的生命日渐憔悴，充实的心灵日渐枯萎，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七巧身上多的是顺从被束缚，受压抑，少有抗争，求解放和个性的张扬，她丝毫呼吸不到半点反传统的新鲜空气，从而去完成像五四新女性那样的个性解放，去大胆追求个人的婚姻幸福，寻求新的人生道路，如果是这样，情形也许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曹七巧也便不至于一步步走向疯狂，更不至于去逼杀媳妇，毁灭儿女的情爱。
张爱玲写曹七巧的人性恶，突出的是恶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识的传统沉积，这种传统意识直接导致了七巧始 终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整日陪伴着害骨痨的"废物"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七巧内心的"原罪意识"被作者展示得淋漓尽致。张爱玲掀开了曹七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描述了曹七巧苍凉的一生，冷静而深刻的展示她的人性泯灭的过程。
由此可见，曹七巧的人性恶的显现是男权社会对她的迫害以及自身宿命论意识的驱使下的必然结果，她对男性社会的大胆叛逆和极端的自我保护、自我的压抑最终导致了自身人性的沦丧。
那么作家张爱玲为什么会塑造出这样的艺术形象？这跟作家本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公共租界的公馆中。在她两岁时候母亲就和姑姑出洋留学，然而父母的长期不合以至最终分手，使张爱玲的全部童年，青年失去了母爱，这给张爱玲的健康成长带来了障碍。她无法享受到正常家庭生活的温馨和快乐。因此，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沉重的阴影。在她的童年世界中没单纯的明丽，有的只是铭心的苍凉。应当说在她十六岁之前，张爱玲的父亲虽然很少问她，但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客观上构成了父亲喜欢她的原因。这种单亲的异性爱，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母亲持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除了小家庭的因素外，豪门巨族由于时代变迁的没落又使她成为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同时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写道："我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正是这样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遭际，张爱玲把一个入世挑剔者的情感顽强地投射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笔下的女性便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柔和、宽厚和温爱，而多表现人性中的种种丑恶和肮脏，借此传达和渲泄她对那个冷酷现实生活的不满与仇恨。张爱玲对人性、对爱的否定，是她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心理感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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