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铃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剖析 试谈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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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二十三岁时（1943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为影响整个人类的一种文化哲学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的传播。张爱玲自然也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她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对人的心理，特别是变态心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金锁记》中体现的弗洛伊德主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是：性是心理动力。弗洛伊德打过一个比喻：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曹七巧正是一匹失控的马，她的生活愿望被压抑后的极端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变态行动是一种没有分寸的疯狂。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死的本能，死的本能主要表现为求生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是仇恨的动机，成为侵犯、破坏、征服的动力。变态心理即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剥夺所引起的一种非常规的满足。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寻找发泄，直至人格扭曲。
曹七巧的故事结束了，然而她留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却永远不会消失。曹七巧是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曹七巧人性的扭曲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强烈地揭露了冷酷的封建性所造成的人性泯灭的巨大阴影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荒诞混乱。我们也可以从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中看出她的无奈与悲哀，她对美好世界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与迷失，这样一位乱世才女，连同她那独具个性的文章必将成为后人心中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
张爱玲小说中把变态心理揭示得最深刻的，当然是《金锁记》。曹七巧为了黄金葬送了最后一次满足情欲的机会，她的爱情完了，但是她的人生并没有完，她的变态才刚刚开始。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她变态到要扼杀人性的起码的欲求和一切美满的姻缘，只要是在她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果说曹二爷是生理的残疾，那么曹七巧则是心理的残疾。曹二爷生理的残疾，带来的只是生命的萎顿；比生理残疾更为深刻的心理残疾，却使七巧迸发出无穷的复仇欲。她要报复，不择对象，不顾一切，不计后果，情欲所导致的心理变态完全盲目地支配了人物的一切。
当女儿和童世舫恋爱，她千方百计要拆散他们，一方面当着长安，把童世舫说得一文不值：“姑娘急着要嫁，叫我也没法子。腥的臭的往家里拉。”“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另一方面，她干脆对童世舫说女儿抽鸦片，不留任何余地刻毒地回绝了他。她亲手斩断了女儿的还算美满的婚姻，让这朵少女之花养在家中枯萎。长安就这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用这手势自愿舍弃了“她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那样的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心坎。
曹七巧的变态行为，不仅施展在女儿身上，同时受害的，还有她的儿子和媳妇。为了不让儿子被别的女人占有，谁做了她的媳妇非但没有幸福，而且注定要倒霉。她经常向儿子询问媳妇芝寿的隐私，并当众侮辱她，闹得他们夫妻不和。在她的折磨之下，芝寿抑郁而死。后来绢姑娘扶了正，不到一年也吞生鸦片自杀了。
儿女的幸福就这样被断送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爱情磨折了七巧一世和一家。七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人义愤填膺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认为是"人性恶"的集大成者,是一个不被世俗所容的"异类",作者赋予其较其他女性人物形象更为完整的生命意义,在这个人物身上首先奠定并完成了作者对女性悲剧生命观的认识.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女性七巧的女儿长安形象上又寄予着作者对人生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刻思考.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上反射出的女性命运的生存本相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张爱玲的生命悲剧意识正可视为<金锁记>的主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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