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了下陈可辛正拍摄着的《投名状》的剧情，听完不免惆怅———因为仍不是我感兴趣的版本。 

《投名状》海报

      在我看来，《投名状》是个严肃的历史事件。马新贻在被刺杀前，乃是两江总督，管辖当时经济最富饶的江南地区，可说是权倾朝野。他在光天化日下被刺客捅死，无论如何都是大事件，否则也不会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而联想到当时是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不久， 骄横的湘军势力弥漫江南，曾国藩因拥兵太重而被迫“下野”等背 景，于是乎，马的上任、被刺，怎么说都有浓厚的权力斗争的色彩，断不是“兄弟恩仇”那么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民国迄今，众多的戏文、电影，总是把它弄成简单的情色故事。 

      历史上，投名状的凶手并没有供出确切的暗杀理由，可说是草草结案。所以，民间传说纷纭，版本不下十几种，和如今娱乐圈的绯闻差不多。其中，所谓马垂涎结拜兄弟妻子美色而“渔色杀弟”的传说大概是流传最广的一种。就在马被刺杀后没多久，被无聊的人写成了戏文，在上海的戏院里广为上演的(然而，倘我们仔细考究这故事的真实性，其荒诞是不攻自破的)。 

      然而，几十年来，我们所欣赏的《投名状》，偏偏就是这一出荒诞的戏文。  

     “戏文”版固然适合大众口味。但，闲暇时我也想：若将“投名状”还原其历史本貌，会不会更有意思呢？ 

      这念头源于奥立佛·斯通的电影《JFK》。肯尼迪被刺和“投名状”有几分相似，同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结案也同样匆忙，暗杀的真实原因一直被外界当作谜来揣测。我想，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离奇的效果，那么斯通大可以把刺杀案和传说中大小肯尼迪跟梦露的情色纠纷联系起来。然而，斯通的电影，却终还是充分遵循了历史的严肃性，虽说影片本身并没有提供新鲜的观点，但它所宏扬的那种人类寻求正义的决心，则超越了欣赏奇情故事所能带来的种种刺激。多少年后，回忆起扮演独立检察官的凯文·科斯特纳最后在法庭上的陈辞，尤觉得鼓舞人心。 

      当然，并不是唱衰陈可辛的《投名状》。以陈导演的功力，加上三个中国当今最豪华的男明星阵容，拍部卖座片是容易的事。只不过，我始终觉得，中国人的老戏实在唱得太多，是时候讲点新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