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颠覆性解读历史英雄的事件在文化界接连不断。有人称其为“新翻案风”。比如，不久前有人骂关公不义好色，有人称岳飞大奸伪忠，还有人说唐僧是伪善。最近又有人著书说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在文坛和民间引起不小的风波。还有人把“诗仙”李白说成 “大唐古惑仔”，也就是粤港流行语中的“耳朵穿孔，裤子打洞，行为古怪的问题少年”，甚至还有人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也拉出来颠覆一番。如此大规模的颠覆历史英雄的“风气”，恐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历史名人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体现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受到历代官民的尊重和保护。据有关资料记载，京剧中单是演关公的戏就有20出。北京一地就有关庙上百座。在我国台湾省2000多万人口中，关公的信徒达800万之众。在日本、东南亚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华人中，关公同样有众多信徒。而家喻户晓的诸葛亮，不仅在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里有真实的客观的高度评价，连他的对手曹操、孙权、司马懿等，都对他人格和才能十分敬佩。这些同代人物的评价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信史。不知说诸葛亮奸诈的评论有何依据？在当今研究评价历史英雄时，如果无视前人的定评和民间的口碑，肆意颠覆古代名人形象，就会伤害民众的感情，伤害民族的集体记忆，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失范和混乱。尤其对历史知识不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误导，其负面影响更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对自己国家历史名人没有足够敬畏之心，恐怕也很难得到他国尊敬。

　　评价历史名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臧否历史名人需要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客观真实地鉴别史实，阐发精义，丰富历史文献，启迪今人。如果抓住片言只语，甚至野史、逸闻，就随意颠覆前人的定评，其做法本身就令人生疑，更遑谈结论。而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旗号，对历史名人“恶搞”、“戏说”、抹黑，那只能说是对历史的亵渎，同研究、解读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作为饱读圣贤诗书的文化人，理应对历史名人多一份尊重，多一份责任。如果为了一鸣惊人，刻意标新立异，这不是史学研究应持的态度。而以挖历史名人的“隐私”为能，竟然考证出古代名人的“花边新闻”以迎合某些读者，那就是“恶搞”，能称为学术研究成果吗？颠覆性解读的频频发生，说明连学术研究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受了浮躁之风的侵蚀。而当研究、解读历史沦落为成名、暴富的手段时，这已经离商业化、泛娱乐化越来越近，离做学问的宗旨越来越远。颠覆性的解读不仅颠覆了历史名人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时也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品质和品位。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乔治·桑塔亚说过：“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个人成名事小，为国修史事大。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们应该负起应负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