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