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作家史铁生曾经有一篇谈论叛徒的文章，对叛徒有较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叛徒都那么可恨，有许多叛徒是很让人同情的。这个说法很好。对叛徒，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还是应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看待他们才好。

我以为，叛徒多不得已。在中国人心目中，叛徒历来不是好东西，人们对叛徒的态度也多是不容分说地憎恶着的，而叛徒的下场也大多悲惨，人们在处罚叛徒时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残忍。之所以人们对叛徒不吝啬自己的残忍，是因为这残忍背后有着看似正义的背景。

如果从广义上说，一个人只要从一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就可以被称为叛徒。但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所谓正义一方投向非正义一方才被称为叛徒，而“弃暗投明”则绝对不是叛徒。而更有意思的是，这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端在于哪一方最后取了胜。这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吧。

我总结了一下，叛徒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严刑拷打，利诱色诱，威逼胁迫，敌方陷害，敌方劝降，己方排挤，形势所迫。其中，严刑拷打和利诱色诱最为常见，也最为一般人所知，同时也最容易把这两顶帽子扣在那些叛徒头上，也最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对于叛徒的嫌憎。而自威逼胁迫以下几种原因则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当审判者在审判时，大多会有意识地避免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们同情的叛徒叛变的理由来给叛徒定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审判的目的。所以，我们普通人对于叛徒的了解也大多限于他或她“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的引诱而叛变投敌”云云，其他的有可能存在的导致叛徒叛变的原因则被忽略掉了。

叛徒叛变一般要在自己心里经过利益的权衡和道德上的自我拷问，这一过程往往是非常艰难的，是心灵上的一种煎熬。我想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当叛徒。那些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就义无反顾地“跑过来”或“跑过去”的人，我认为他们不是叛徒，他们是内鬼，是卧底，是“披着羊皮的狼”，或“披着狼皮的羊”，本来就不属于这个阵营，因此他们谈不上叛变，他们只是“回归”。

在上述几种原因中，因严刑拷打和利诱色诱而叛变最为人看不起，最为人所厌憎，也最让人不能原谅。但我们确实也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几种导致叛变的原因。这种忽略有的是政治意志在作祟，有的则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判断的惯性在起作用（天然地认为叛变是可耻的，而不想或想不到去追究具体原因）。其实，作为局外人，对于叛徒所处的道德困境和生理困境，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呢？我们对于叛徒的批判和指责常常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要对所有叛徒都一味地、毫无原则地理解同情，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根据“历史现场”的实际来区别对待。

比如，威逼胁迫。当敌人用枪指着你的头的时候，你投降了叛变了，这不太让同情，人们甚至会骂你软骨头，革命气节不硬或者根本没有革命气节，干革命就不要怕死，怕死不是革命家。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也。“出来跑的，迟早是要还的”，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和“意志硬度”就不要趟这个浑水。但是，当敌人用枪指着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的头的时候，要做出不投降不变节的抉择是很困难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对这种情况下叛变的人抱有同情的。这种情况在文艺作品和历史实际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抓住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威胁他要他投降。再比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抓住徐庶的母亲威胁他投诚，都属此类。刘邦没有投降，徐庶却进了曹营。刘邦的神经倒是“坚强”得很，但一般人都骂他残忍狠毒。徐庶的神经倒是“脆弱”得很，但读者都原谅了他。这方面，刘备的做法是非常人性化的。其实，对于刘备集团来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徐庶的行为都是叛变投敌，也就是说，徐庶是一个实质上的叛徒。可是，刘备并没有处罚徐庶，而是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真诚地送他去了敌人那里。小说中的刘备是令人感动的。想想抗美援朝战争后，我们的政府是怎样对待那些被美军俘获的志愿军战士的，尽管他们在战俘营中是那样的坚强英勇。而那些曾经被志愿军俘获的美军战俘，却在回国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英雄般的欢迎。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那些做法相比较，我们国家的行为真是令人齿冷。

再说说为敌方设计陷害而投降叛变。这种例子历史实际中我受见闻所限举不出来，但文艺作品中却并不少见。比如《水浒传》里秦明的上山，就是梁山集团设计陷害的结果。对于大宋王朝而言，秦明落草当然算得上是朝廷的叛徒了。秦明的遭遇，我想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也应该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下的叛变投敌是很特殊的，复杂的，很难有一个非此即彼的评判。处在此种历史困境中的人，最好的选择也许是自杀吧。但千古艰难唯一死，我认为，不在现场，就不要强人所难。

再说敌方劝降。敌方劝降而奏效往往不是因为高官厚禄的引诱，而多的是“晓以大义”，以理说之。（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而被劝降成功，这样的叛徒是不值得珍视的，劝降者对这样的叛徒也往往看不大起。）比如，明末洪承畴的投降清朝，就是皇太极以理服之的结果――当然也有利禄引诱的因素。洪承畴原本是准备殉国的，一开始清廷对他的威逼利诱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明季北略》卷十八记载：“清主既覆洪师，遂破松山，获承畴。承畴不屈，命之跪，承畴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看来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后来是被皇太极的大义所感，才降了清。中国古代的小说象《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也常有这种情景，大概也并不全是杜撰，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中国人讲面子，敌国如果给了你、特别是给了战败的你足够的面子，也不好再断然拒绝，那样就是给脸不要脸了。所谓识英雄、重英雄，得到别人知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降就投了吧。所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的宋江与曹操收服了许多来自敌方的降将，而读者对这些降将也没有丝毫的道义上的指责和情感上的反感。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不也收服了许多国民党的降将么？他们对于蒋介石来说可是不折不扣的叛徒呢！所以，叛徒是不好轻加指责的。

再有就是己方排挤也可导致叛徒的产生。中国的人际关系中，除了有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还有集团内部的斗争。如果说集团与集团之外的人斗争叫“狗咬狼”的话，那么集团内部的斗争就可以叫作“狗咬狗”了。中国社会中，“狗咬狗”与“狗咬狼”一样地普遍。当一个人受到本集团其他人的排挤，不容于本集团的时候，他会选择离开，投向另外一个集团。而且，出于对原来集团的不满或愤恨，他往往会选择与原来集团相对立的集团。那么，相对原来的集团，他当然也就成了叛徒。“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带有阿Q色彩的侮辱原来集团的话语，已经是咬牙切齿的声口了。中共党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叛徒，比如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还有文艺作品中的甫志高等，这里我单说说张国焘。张国焘的革命资历之老，在中共党史上是数的着的。他也曾经非常辉煌过，但最后居然落了个叛徒的下场，最终悲惨地客死异国。他“叛变”投敌的情况与向、顾二人是不同的。向、顾二人是被敌人抓住之后大概熬不过苦刑，或经不起诱惑投了降。应该属于被动的。而张国焘据中国大陆现有公开出版的材料记载，却是主动投向国民党一方的。以前年纪小，认识思考能力不强，人云亦云，也就信了。现在阅世渐深，慢慢的，对于张的投敌有了一点疑问。想当年张国焘虽然在延安没有实权，但名义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以他在党内如此高的地位，如此的引人注目，共产党的保卫制度如此的完备森严，他怎么能有机会走脱？现在公开的说法是张国焘找了一个借口跑掉的，这已经不值得一驳了。那么，或者他受了某种暗示；或者即便没有暗示，某些人对他的去留也是取一种放任的态度。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跑？我想，只有一个解释，他（他因为革命意志不强？）在圣地呆不下去了。他的跑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也未可知。所以，我们在听某些人某种势力骂别人叛徒的时候，最好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这叛徒为什么会成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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